在您万忙中打扰一下大咖配资，请您见谅。
我和殷作斌教授因“甲骨文字”及“中华先祖第一祭祀灵牌”的研究而结缘。距今大约有近三十个年头了。殷教授对我的谆谆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今天请殷教授呈给您的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课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议的议题：“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
西方的专家学者们认为：一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窑址没有发现和发掘；二是，根据瓷器的唯一性原则：至今没有发现一件刻有“修内司窑”的完整器实物予以佐证。
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献《坦斋笔衡》中的描述记载。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曾经主持挖掘过浙江省境内的乌龟山一带南宋瓷窑遗址，撰写挖掘报告，并且确认了浙江省境内的乌龟山一带的南宋瓷窑遗址就是南宋的郊坛下（修内司）官窑，这一结论当时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
展开剩余96%从1985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浙江省、杭州市的文物部门联合组队对南宋官窑遗址进行了两次(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大规模的挖掘，发掘，布探沟、探方22处，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在距地表约0.8-2米深处的南宋文化层，发掘出练泥池、素烧炉、成型工房、釉缸等作坊遗址和一座龙窑，出土了大量碎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及很多有价值的遗物。学者们也基本肯定，老虎洞南宋瓷窑就是南宋时期的修内司官窑。从而揭开了尘封八百多年的南宋官窑神秘面纱．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好这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窑址上创建了中国第一座以遗址为基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1986年l0月开始筹建“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1990年11月对社会开放。
并在“发掘之后举行的专家论证会上，汪庆正先生代表少数专家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修内司官窑无疑，并推测其置窑时间不会早于绍兴二十年，延烧至元代。
但时至今日，对于能够进一步佐证南宋修内司官窑真实存在的完整器实物一直没有发现，只是残渣碎片。
也是根据瓷器的唯一性原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向国内外南来北往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们讲解南宋修内司官窑时提及：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现一件刻有南宋“修内司窑”款的完整器实物。一旦发现一件刻有南宋“修内司窑”款的完整器实物，那么，目前的估价大约是三十个亿。
我收藏有南宋“修内司窑”款的完整器标准件实物一件，本人又进行了五、六十年的考证与研究，并得到了汪庆正先生的确认。
那是我将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完整器实物照片五张，于1997年寄给了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的汪庆正先生，先生认真慎重的研究了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完整器实物照片后，确认了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完整器为唯一的“修内司窑”款完整器实物。
本来汪庆正先生还会继续坚持进行下去，不幸的是先生于2005年因病驾鹤西去，我和先生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今天请李教授看完我的文章后能向汪庆正先生一样给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的唯一性进行确认。
因为，今年是汪庆正先生离世二十周年，这也是对汪庆正先生在天之灵的一个慰藉。
还请李教授将这个文稿用微信转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静雪教授。
请李教授考虑，选择在适当时机召开一个由您主持的“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的发现”国际学术交流发布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进行面对面地学术交流，并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唯一的南宋‘修内司窑’款完整器实物被我们找到了！！！
争议了近一个世纪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真实存在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画上一个令学术界都完全满意的结果，也给后人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卷！
如果国家需要征集，可以协商解决。
此致，敬礼！
呈书人：陕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 王忠义
2025年 于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揭开南宋“修内司窑”官窑的神秘面纱西汉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期，陶器的制作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马俑，《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讲过：建立一支几万人规模的陶质军队，如果不倾全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秦陵兵马俑一定是统治朝廷的官方所为。
到唐宋时期，朝廷一般都会设置一些机构，专门负责陶质生产资料或生活器具的制作与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中记载：朝廷在将作监设置了“窑务”这个机构，负责砖瓦烧制、修缮和陶瓷瓦罐供应等业，但没见到哪个朝廷专门设置具体的陶窑。
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制陶官窑，从新石器后期到唐宋时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们陶瓷界所称谓的官窑，并不是这些广义上的官窑，而是指狭义上的官窑——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资兴建的、产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专门生产陶瓷器的窑场。所以，本文后面所涉及的“官窑”，都特指狭义上的官窑。
瓷器自东汉诞生到唐代中期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见到关于“瓷器”文字记载。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关于陕西岐山法门寺的“秘色瓷”的记载，如陆龟蒙的诗《秘色越器》等。那么，生产秘色瓷的越窑是不是官窑呢？《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讲过，秘色瓷属于南方割据政权进贡中央朝廷的贡瓷。越王钱氏政权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动用南越全国之力大量烧造优质青瓷——秘色瓷以进贡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钱氏政权归顺为止。这期间钱氏政权虽一度主导越窑生产，但越王与越窑的关系只是一种官府订购生产的关系，况且钱氏政权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所以越窑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现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带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期瓷器实物，如邢窑、定窑“官”字款瓷器。那么这些窑算不算官窑呢？简单说就是这些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从邢窑或定窑订制的瓷器，窑场在烧制过程中，为了与民用瓷相区别，在这些官用瓷上写“官”字以作标记。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种瓷窑在生产时针对不同客户定制产品的分类方式，并不代表生产过“官”字款瓷器的窑就是官窑。
到宋朝，开始出现专门关于“官窑”的文字记载。
最早明确记载官窑的是南宋人叶寘所著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所著的《负暄杂录》，但这两本书均已遗失。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编撰《辍耕录》（也叫《南村辍耕录》）和《说郛》时，将叶寘、顾文荐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收录其中，使两人讲述窑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来。
叶寘、顾文荐两人对窑器的讲述，除个别用词不一致外，几乎完全一致，因《坦斋笔衡》是叶寘年轻时所作，而顾文荐比叶寘年纪小，应该确定是顾文荐抄叶寘的。由于原书已经遗失，而《辍耕录》和《说郛》在清代出现多个版本，收录的内容也经过较大的删改，有的版本已经没有了叶、顾两人的内容。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叶寘在《垣斋笔衡》中的这段“窑器”，被业界奉为存在“官窑”的最早文献依据，被各类研究、考古文章广泛引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从舜时就有，夏、商、周三代后，直到秦、汉，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质地浑厚，不注意色泽。后来时兴追求奢靡，认为金玉不稀奇而青睐铜器、瓷器，于是产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说钱缪做吴越国王时，越州窑烧制的进贡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许使用，所以称作秘色瓷。
唐代诗人陆龟蒙作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从诗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经有，并非创始于钱缪。本朝以定窑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邓、耀州都开始生产青瓷了，其中以汝窑为最好。江南也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是瓷质比较粗厚。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1117年，顾文荐文中为“宣政间”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窑烧瓷，叫做官窑。靖康之变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宫廷后勤，管理机构就叫邵局，沿袭故都汴京规制（顾文荐文中为“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取名内窑。内窑制瓷用澄泥做模子（范模），精雕细琢。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被视为珍品。后来在郊坛下又另立新窑，新窑比原来的内窑大，但烧制的瓷器却不如内窑。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都不能和内窑比。那种旧越窑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叶寘的这段文字确实非常珍贵，信息量很大。根据此文记载，宋朝明确存在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内窑和郊坛下官窑。记载虽然很明确，但如今的陶瓷界对此争议却很大。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叶寘、顾文荐两人的文字记载准确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窑、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到底是否存在？
先说说官窑是否存在问题：1950年发现郊坛下官窑、1996年发现修内司内窑大咖配资，以及相应的考古研究证实，南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确实存在，叶寘、顾文荐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是有可信度的。正因为如此，业界一些专家、学者据此判断，北宋官窑一定存在，只不过原汴京（开封）地区现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黄河河床之下，无法寻找。
根据郑建华先生在《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斋笔衡》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叶寘的另一部著作《爱日斋丛抄》里出现了咸淳年号，所以叶寘至晚在咸淳元年即1265年还活着。这说明《坦斋笔衡》应该是叶寘在青年时的著作。
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距离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或宣政年间（1111-1125）已有一百余年了，文字中关于南宋部分的记载比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关于北宋部分却比较模糊，有不少道听途说、猜测甚至错误的成分。关于顾文荐《负暄杂录》成书时间问题，据郑建华先生考证，因书中“金石毒”一条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书最晚的时间，显然，其成书不会早于公元1260年。因此，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要比叶寘的《坦斋笔衡》晚几十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曾经主持挖掘过乌龟山一带的南宋瓷窑的遗址，撰写挖掘报告并且确认了乌龟山一带的南宋瓷窑遗址就是南宋的郊坛下官窑，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建国之后多方的学者对于郊坛下官窑的器具、烧造工艺、遗址保护等方面都有文章撰写，但是整体问题的争议不大。
相较于郊坛下官窑，修内司官窑的研究相对较为统一。以1996年老虎洞南宋瓷窑遗址的发现为界线，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于修内司官窑的遗址并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时候的研究只能借助文献和一些瓷片的标本。但是由于文献和标本的不足，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论题。
1996年老虎洞南宋瓷窑遗址发现之后，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挖掘，出土了很多有价值的遗物。学者们也基本肯定，老虎洞南宋瓷窑就是南宋时期的修内司官窑。但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建立、烧造时间、官窑器物的性质以及修内司官窑确立之前南宋官方瓷窑的烧造状况还有诸多的讨论。
首先是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官窑烧造的大致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上限是到宋高宗绍兴年间在临安安定下来之后，下限确定在南宋灭亡之后的一段时间修内司窑实际上仍然在烧造。
李知宴在他的文章《论老虎洞窑的几个问题》中对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时间做了一个大致的推测，李先生的论证方式比较隐晦，他从时代的大背景入手，简单的梳理了从北宋灭亡到南宋隆兴议和的大致的史实。认为在隆兴议和之前，宋金之间的关系紧张，这个时候朝廷财政紧张，没有精力和财力再去烧造瓷器。隆兴议和之后，宋金对峙的局面大致行程。南宋的朝廷也安心的偏安一隅，各种奢靡的消费都在此时开始，所以修内司官窑的烧造至少要到隆兴议和即公元12世纪之后才开始。
蔡和璧先生在其文章《南宋皇室官家祭祀与官窑器》中，认为在宋高宗南下十年之后开始营造临安，各种国家的规制以及祭祀活动需要祭器，但是这个时候的财力限制使得朝廷试图以瓷器来代替金银青铜等材质的祭器，于是烧造时间至少要到绍兴十年之后。
陈元甫先生在他的文章《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发现的的启示》中以乌龟山官窑为标准来论述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陈先生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发现在乌龟山官窑中明显存在两种不同的烧造工艺——一次釉支烧和多次釉垫烧的工艺。而在老虎洞官窑遗址中出土的瓷片也同样存在着厚胎薄釉、厚胎厚釉以及薄胎厚釉。所以根据乌龟山官窑的烧造时间来看，修内司官窑的烧造下限至少是超过了南宋的中期甚至是晚期。而且两个官窑很可能是并存过一段时间，而不是有非常明显的交替关系。
郑建华先生在文章《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中从文献当中提到的“邵局”和修内司与祭器烧造的关系入手，把修内司官窑的创置时间确定在了绍兴十九年到绍兴二十六年之间。陆明华先生也在文章《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中结合了万松岭窑址出土的瓷片，认为修内司官窑的创置时间在绍兴安定之后但是不应晚于淳熙六年。
其次，是关于修内司官窑的创置与南宋烧制祭器的关系。在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还在讨论的阶段，李民举先生就在他的文章《宋官窑论稿》中肯定了修内司官窑的存在，而且还引用了《中行礼书》论证修内司官窑与礼器局的关系，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之后也有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修内司窑的创置与烧制礼器是有很大关系的，落脚点大多是南宋初期频繁的祭祀和财政的窘况使得瓷质的祭器有了大量的需求，《中兴礼书》是主要的论证材料。蔡和璧先生在文章当中列举了南宋创建之初的诸多祭祀活动，来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秦大树也曾经专门撰写文章，认为修内司所烧制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祭祀所用的礼器。邓禾颖也在自己的文章《南宋官窑探微》中结合南宋之初的史实和《中兴礼书》等文献也认为修内司官窑其实是礼器局的一部分，并且把修内司官窑创置时间的上限推到了绍兴十四年。而陆明华则认为修内司官窑的器形多为燕器类型，所以与修内司与礼器的关系不大。郑嘉励则在其文章《说“制样须索”》中认为：燕器和祭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时候燕器也是可以作为祭器存在的。而且，在烧造祭器的同时也烧造一些燕器和陈列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修内司官窑”，自其诞生以来，便是光震当世。时人盛赞其所烧青瓷“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一跃而成中国青瓷发展之新高峰。且更在之后的数百年流传过程中，风采愈加。集得三代皇室珍赏之光环，无数文人与鉴藏家之赞叹于己身，而至其自成典范，引得明清御窑厂几度追摹而终不能及。然虽官窑之器珍为名品，稀如晨星，传世弥久，其窑址却随着时光迁移，世事转换而逐渐掩入尘沙，不复见矣。这曾见载于无数文献，名烁三朝的修内司官窑，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块空白。中华民国初年，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陶瓷热潮进一步高涨，修内司官窑的遗址探寻，也开始进入群众视野，但一直以零丁线索为主，而无重大突破。建国后，南宋官窑的遗址探寻一直处于理论状态。直至八十年代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被发现，随着郊坛下官窑窑址的发掘，修内司官窑的寻找，再度点燃。但由于窑址一直没能找到，使得学术界一度认为“修内司官窑”并不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天气以及地质等原因，凤凰山老虎洞一带偶然发现窑址遗存。之后由此展开的考古发掘与学术讨论，终使得“修内司官窑”这一历史谜团逐步的散去迷雾，展现在世人面前。
最早发现该窑址的是华雨农先生与陈方晓先生。两位根据现场发现的瓷片和窑具，结合窑址所在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提出凤凰山发现的窑址就是修内司官窑。并于1997年12月，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初论》一文。文章还披露了其所发现有釉下褐彩“修内司”、“官窑”等字样的标本。
但是，浙江省博物馆专家蔡乃武坦言：“民间收藏的南宋修内司窑只可能是瓷片标本，传世或出土且完整藏品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使是标本，其出土量也十分稀少，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请君看看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
口径：16.2厘米，足径：15厘米，腹径：23厘米，高：5.9厘米。
南宋“修内司窑”镗锣洗
底足
“修内司窑”款
《收藏》杂志一九九九年第八期
窑具
窑具支架
窑具支架
照片中的窑具支架是圆环形的，全身散发着特有的光泽。在环形口沿上，刻着一圈暗色的小字——修内司窑置庚子年……这些字，由于磨损，有一小半已经不见，但仍能清楚辨认。而后面的几个字，因为器物破损，已经看不清了。
在器物盘底，还刻有一个“记”字。据介绍，这件圆环形的器物是制陶工具陶车上的一个部件，叫荡箍，它的功能类似于现在机器上的轴承。
《收藏》杂志一九九九年第八期，首篇刊发了杭州周新华先生《扑朔迷离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文章对南宋修内司官窑发现、发掘全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报导。
周文谈到：“尽管发掘之后对凤凰山窑的认识大大进了一步，但笼罩在所谓‘修内司官窑’问题上的迷雾并未散去”。“在发掘之后举行的一个专家论证会上，除了以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汪庆正先生为代表的少数专家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外，来自国内各学术机构的大多数学者都持谨慎态度”。
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汪庆正先生之所以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得益于我给他寄去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的五张照片，特别是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的那张足底照片被杭州周新华先生《扑朔迷离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的文章“杭州凤凰山修内司官窑出土品欣赏”的照片中。并利用出土的碎瓷片中的颜色及3个支丁的形状照片进行了比对，才得益坚信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是面前唯一的一件南宋“修内司窑”款的完整器实物。见下图：
这两张照片您可以比较一下，看看是否是同一张足底照片。
可以肯定的説：汪庆正先生对我收藏的这件南宋“修内司窑”款月白色釉镗锣洗完整器实物是认同的，可惜的是先生于2005年因病已驾鹤西去，这条线索无奈中断。
认真拜读这篇报导，仔细观察比对周先生提供的《杭州凤凰山修内司官窑出土品欣赏》的部分瓷片彩照。我觉得不管是参加那次论证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还是本文的作者周先生，他们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他们都本着“讲究实证的考古工作者应有的严谨负责的态度”。因为时至今日，没有发现一件让大家都能够认同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真品完整器。
为了彻底揭开笼罩在南宋修内司官窑面上这层神秘的面纱，只有将我这件把玩了五六十年，原本不太经意，现在看来非常珍贵的一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展现给大家，请专家、学者们赏评。因为只有它的出现，才能彻底揭开笼罩在南宋修内司官窑面上这层神秘的面纱。
仔细观察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它有很多和其它瓷器不尽相同的地方，真不愧为官窑御器。
型：洗是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之一，做为日常用瓷，在宋代传世品中较为常见，造型变化也比较大。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造型规整，制作精巧，器型端庄而雅静。器底圈足内的支钉比较特殊，不是修在托盘上，而是直接修在器底，是向外凸出的阳支钉，共八个，分成两圈，外圈五个、内圈三个，八个支钉非常规矩，系模制而成，内圈的三个成乳头型支钉，外圈的五个成矩塔型支钉，这和北宋汝窑的阴小芝麻钉有较大的区别。这些支钉和周先生提供的《杭州凤凰山修内司窑出土品欣赏》的彩照图片中，“窑址中发现的窑具——六足支钉”的支钉彩色图片完全一致。
胎：胎质很细，致密而坚硬，胎土呈黄褐色，在四十倍放大镜下看不见气泡，看到的胎体如同猪板油一样油润、细腻而洁白，但白中微泛淡红色。正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述的“官窑器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完全一样。
釉：釉层较厚，釉色月白，微泛粉红，古朴而清雅，釉质莹润柔滑，尤如美玉。由于釉易垂流，洗的口沿薄釉处透出一圈浅黄褐色的胎骨。正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一书中记述的“官窑在杭州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及器上仰，釉水流下，周身较浅，故口露紫色”。足心同样施釉，但不裹足，釉面不太透亮，有一种乳浊感。
洗内开大纹片，洗外开小纹片，纹片深及胎骨，全呈极其稀有的鳝血色开片。这种开片通常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红色调，形态不规则，具有自然天成的美感。在宋代官窑瓷器中，鳝血色开片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装饰效果。又称官窑红线。官窑的鳝鱼血线怎么形成的?有专家说鳝鱼血线是染色，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因各朝各代都仿制，以染色工艺做出血线，不足为奇。但宋代真品，必是黑胎、紫黑胎，或者是紫金土细浆包胎坯，胎或紫金护胎土中富含的铁分子从片缝中沁出，形成火石红一样的开片缝，就是鳝鱼血线。
谷应泰《博物要览》)提到“鳝血为上”
款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底心的三个乳头型支钉的中心，有用胎泥筑起后纂刻而成的二十五毫米见方的阳文《修内司窑》四字章款，字体规整，苍劲有力，是宋代的楷书体。
这四个字除内字和现在的写法基本一致，其余三个字的写法和现在有较大区别，修字的左半部少写了单立人右边的“一竖”，司字的口字上少了“一横”，窑字的宝盖头是宋代常见的一种写法，“大盖宝”，“穴”的下部是“羔”。见清代文献：梁同书《古窑器考》。
颜色如同薄釉的口沿处一样的浅黄褐色。
装烧方法：官窑器物一般采用原钵单件装烧，从器底看，是采用支钉和垫饼兼用的烧法，为防止粘连，不易取下，器底圈足和支钉顶部的接触部位均露胎而未施釉。这是南宋官窑在总结北宋汝官窑烧造时出现的粘连缺陷后，在本朝官窑烧造技术上的一次改进性创举，也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区别于其它窑口的重要特征。
瑕疵：在底圈足的外沿，距圈足七厘米处，有一个如同小绿豆粒一样大小的瑕疵豆，颜色有点发灰，在四十倍放大镜下看有大小不等的零星实心白斑点，尤如未溶解的玛瑙块，并有少量针屁股大小的气泡。
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南宋末期顾文荐的南宋笔记《负暄杂录》和叶 的《坦斋笔衡》记述的“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归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鸟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完全吻合。
周文谈到：“过去，古陶瓷界对‘修内司官窑’多持否定态度，古陶瓷专家朱伯谦在《论南宋官窑》里就认为南宋官窑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沙孟海先生则通过对文献的考证，认为顾文荐、叶 皆当时民间文人，对于帝王宫廷建置及人事异动，不可能如实详悉，故闻风所记，或为汴京旧闻，必非南渡后事”。本人以为，对古文献，特别是当朝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在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做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后人慢慢解决，不可以冒然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特别是朱伯谦、沙孟海这样知名度极高的权威专家，在自己的论著或重要场合，应该慎言！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万一错断，将会对自己的崇高威望造成不可挽回的不良影响。那种靠臆断或推断而下定论的做法，不是重实证的考古工作者严谨负责的态度。
周文还谈到“传说中更玄呼的还说在两片瓷片的釉下有褐彩的楷书‘修内司’和‘官窑’等字样”。我想如果周老师看到我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上的章款“修内司窑”四个字，那会感到更玄呼吧！确实没有必要玄呼，说不定就是有两块瓷片署有“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事实。正如您文中谈到的“在古城杭州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标明为‘修内司官窑’的类官窑瓷片，且索价不菲，这引起了一些古瓷收藏者的兴趣。一时间，各种来路的盗掘者亦随之蜂拥而至，窑址的瓷片、窑具则四处流散”。我想汪济英研究员也不必对传说的“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瓷片表示疑问。据他所知“极少”，“从未见过”不等于没有。“字体为楷书，而不是很规范的‘标准的楷书’”。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本人依据自己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推想，在杭州凤凰山窑发现的署有“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两块瓷片，有存在的非常大的可能性。很可能这两块瓷片已落入了古瓷收藏爱好者的囊中，他们不愿拿出来面世而已，那只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等待时机了。
周文还列举“有学者认为，无论从凤凰山采集的或是发掘得到的标本看，感觉总体质量不如郊坛下官窑，釉色青灰，缺少官窑青瓷那种粉青的玉质感。而按文献所说，南宋初的内窑产品是‘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的。文献又说，郊坛下‘新窑’的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如若连郊坛下官窑产品的质量都不如，又怎么可能谈得上是‘为世所珍’的修内司官窑呢？”在这里，学者们走入了一个误区。众所周知，当时的官窑为皇家之窑，烧造不计成本，经检验，质量上乘者送官家使用，不合格的残次品、废品，打碎后就地掩埋，不准流入民间。我们在窑址周边挖掘出的这些碎瓷片都是当年的废渣,怎么能拿它当成标本呢？这些碎瓷片只能做为该窑产品的佐证，而不可以做为该窑产品的标本，更不可以做为该窑产品的实证。就拿北宋的汝窑瓷来讲，我们只能拿清凉寺出土的完整器做标本，而不能拿汝窑址周边挖掘出来的碎片当标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拿凤凰山窑址挖掘出的碎片和郊坛下官窑的正品器物做比对，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要想和郊坛下官窑的正品标准器做比对，那只有拿我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出来比对，不是结果就昭然若揭了吗。
周文还谈到“更有学者指出‘修内司窑’不同于以地名冠名的其它古窑址，有明确的发掘品可供佐证，与之作对比参鉴的多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所藏的一些原清宫收藏品。而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过去宫藏的一些宋瓷传世品并不可靠”。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以这些并不可靠的宋瓷传世品反过来推证凤凰山窑的产品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难怪专家们持论要谨慎了”。
周文还提到：“朱伯谦研究员认为，月白色釉在南宋官窑中从未发现过”。所以非常有必要拿上我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让朱伯谦研究员好好看看，让朱老先生给咱掌掌眼，也了却了朱老先生“从未见过”的心愿。
我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完全可以做为南宋“修内司窑”的标本器，它是揭开扑朔迷离的南宋修内司窑神秘面纱的唯一而且也是最为可靠的实证。
当西方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们能够有幸看到这一件南宋月白色釉“修内司窑”传承有序的完整标准器镗锣洗时，他们的争议便会迎而解了！
这样一来，在古陶瓷界，在专家、学者之间争论了多少年的南宋“修内司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上，可以尘埃落地，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也给后人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
更为古陶瓷界，西方和中国专家、学者在南宋“修内司窑”的“确认存在”问题上达成共识，搭起了一座友谊桥梁。
2025年7月27日星期日
作者简介作者：王忠义
王忠义，乳名“忙乐”。农历岁次戊子一九四八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王宝官后裔，国家公务员，曾供职安康市汉阴县教育、体育、科技局，祖居古都长安，灞河岸边（古称：灞城）。陕西省文化软实力研究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 会员，三秦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陕西大秦印社非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现任陕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继承祖辈收藏、供奉、祭祀、传承之家风，受老领导秦始皇兵马俑筹建处主任杨正卿先生影启蒙，对祖传藏品反复考证与研读，主攻祭祀文化及殷•商甲骨文字研究，曾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收藏》《东方收藏》《延河》《书海》《收藏界》《收藏天地》《艺园》《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大道研讨团》《陕西青年网》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
2019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为建党一百周年拍摄的大型展演片《丝路大遗址》,在剧中扮演西汉大学士——汉武帝的老师。
获2021“文明之光”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称号大咖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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